一个女人,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,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,踩双大头水兵皮鞋,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。她用一笑自我介绍,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,因为皮肤底子好,又有份自信在,终归是好看的。

  年轻时,她是美的。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,“圆圆脸上有一双亮晶晶的圆眼睛”。皮肤像剥了壳的白煮蛋,幼滑、透明,走在淮海路上总招人回头。几十年后有一天,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,身板笔直,一头白发,脸上有皱纹,却那样抢眼。“我都走过去了,一会儿回头,一会儿回头,舍不得不看。”

  大大方方老去,女人依然可以动人,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,那是罪过。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、勤奋的生活,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、写作或者看片、剪片的时间,每周去游泳馆4次,一旦饮食过量,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。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,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。

 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。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。作为一个上海人,一个拍出过“上海三部曲”的导演,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,她心里有数。

  拍照那天,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,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,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。然后,一抹羊绒衫的水红,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。

  一个正宗上海女人。听她说说羊绒衫的事吧:“原价120多(美金),打折,24块9毛9,想想都便宜,一口气买6件,送人!”

  一位长辈描述过片场工作状态的彭小莲,“她那个嗓门,简直是咆哮。”不仅咆哮,还有国骂。一个导演,也许可以有一百种方法镇住大场面,这是最直接的一种。

  有次给大学生做讲座,她一手拿瓶矿泉水,一手抱罐薯片,大讲如今大学怎样烂、怎样扩招收了许多钱,又对学生不负责任,导致现在的小孩子素质都差得要死——这些“小孩子”听着听着,使劲鼓掌。

  彭小莲“吃相难看”,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“带坏”的?不不,她说,3岁看到老,她从小就那样——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、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,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:“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!”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。

  她说自己散漫、没有教养、坐立不安、肆无忌惮(一定有长辈这样教训过她),骨子里有一种不安的东西在荡来荡去。

  与“文革”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:不肯按规范生活,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,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“夹生”的样子。

  流浪的、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形象塞满了她的整个青春,让她吃够了苦头。她最好的女友最终嫁人的造型,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乱披在身上,剪着朋克一样的短发。每次,彭小莲望着她,望着一个活生生的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,心里就踏实了许多。

 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。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,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,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,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。6年后,纪录片一问世,震惊了电影界。

  1988年认识小川后,彭小莲慢慢接触到他那濒临解散的团队。那是一个带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,却在现实面前矛盾重重。在小川工作室,彭小莲吃着只盖一片薄鳗鱼、没有任何别的菜的工作餐,再次明白:为了理想,确实有人会选择极度贫困。

  回到中国,她成了“签约导演”。意思是没有单位,接一单活,拿一份钱。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。她没什么计划,也不想挣钱的事,宁愿手头紧一点。

  “一集5万,那30集也有100多万,有时候想想冲着钱去吧……那我至少得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吧,可我家电视机也没有。一想到那种痛苦,算了算了!”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劝她,她会跳起来:“讲过了呀!不拍就是不拍!”

  “我想过的,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。也就是说,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(有意思的一直没碰到过),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,我会比没钱更难过!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,不拿钱,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,那是因为我想干,我有乐趣。”

  世道已经让人难有真正的快乐了,那就尽量给自己找点乐子吧——这是彭小莲的逻辑。概括这世道,她斩钉截铁、言简意赅:“一泡污(沪语,屎)一样!”

  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,早年写诗写小说,经胡风介绍与鲁迅通信,有师生之谊。1934年在“左联”入党,1938年投笔从戎,成为新四军24军副政委、皮定钧司令的亲密战友。1953年接替夏衍,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。

  作为1955年钦点的“胡风分子”,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、监禁、批斗中度过。1968年4月,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。3个月后,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儿在福尔马林药水里,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。

  30年后,当彭小莲为父母写《他们的故事》而不得不复述这个场景时,她不断写着、改着,最终是用一片纸、不到200个字夹在书稿里交给出版社的:“我从来没有在文章里、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。现在,我还是写不了这些。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,等我再强大一些,我再试着,把它写出来。”

  彭小莲的母亲朱微明,曾是新四军《前锋报》总编、王芸生亲自招进《大公报》的记者,解放后在上译厂参与翻译过70多部苏联电影。1955年她是“反革命家属”,1966年她是“大叛徒”。她独自拉扯5个孩子,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。澳门皇冠

  1969年,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,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、甘肃天水、上海奉贤、云南和江西。一家人,就这样散了。

  江西插队9年,彭小莲显得既没有委屈要诉,也没有伤痕要舔,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留下来,她“什么都不记得了”。一起下乡的女伴倒还没忘,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,那个掉进粪池里的“窝囊废”就是她。

  其实,她早把那些细碎的、荒诞的,或刺激、或悲恸的人和事,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。譬如,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,老鼠从肩头爬过,她动都不动,因为白天干活太累。譬如,在逃票的旅途上,遭遇女警搜身,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。放声大哭吗?不,设法蹭上下一趟。

  彭小莲不属于被“到农村广阔天地去”感召的那一群,而是被一刀切政策赶出上海的。那个小村子让上海知青开了眼:“晓得乡下穷,没想到这么个穷法!”因为潮湿,睡的木板床床脚常能长出小蘑菇。她得了关节炎。

 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,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、暖和一点。而她那时,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、少干活,常常瘸着腿走路。

  插队的最后两年,她被公社小分队留了下来,不必再下田干活。《林海雪原》是常演的一出,不知哪个聪明人想出个点子,用装尿素的化肥袋子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披风,于是,这出戏煞是好看——

 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,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,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,有的转圈,有的翻筋斗,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,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,再原路折回,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。这时候,她腿不瘸了,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。

  再后来,她获得了报考大学的机会。出版人肖关鸿说,插队时,彭小莲差一点被选去演一部样板戏,因为出身问题被淘汰。1978年,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肖关鸿说,这样的情节符合她的性格。

  回沪前,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、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、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,忽然泪流满面:9年,就这么过去了?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?

  《那些说不出的慌张》,李宗陶著,三辉图书 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版

  在她小时候,那是一条优雅的阔马路,穿过一片法国梧桐就是母亲所在的上海市电影局,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主管单位。

  12岁,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舞台一样,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演出,有人在糊标语,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。布店不卖布了,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,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,柜台里摆满领袖著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。

  后来不对了,彭小莲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块在空中“嗖嗖”地飞,有一天,它们准准地打在……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。

  15岁,母亲被关起来了,哥哥姐姐要么被抓,要么发配外地,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,昂首挺胸,说说笑笑。在有些人眼里,那就是女流氓了。

  25岁,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,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:对调——某地调上海,或者调换房子。母亲执意要她扶着,在这条路上,来来回回地,散步。之前,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,逢人便讲:“你知道吗?我女儿考上大学了!”

  如今,在从前电影局的位置耸着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,常卖限量版货品。三楼是一个club,京城出版人张立宪在此会友,看了看价目表说,“咱们来几盎司啤酒。”

  “就昨天,跟女朋友逛街,橱窗里甩到一眼,一根围巾颜色线。我朋友就讲,人,不要有那么多欲望,回家吧,一张碟一本书,日子也能过充实的。”彭小莲说。

  不要说淮海路,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,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。早些年在这里冲进杀出、烧线装书、打老年人,火光映红了每家的窗帘。

  后来,一些门面房悄悄改头换面,改成店面了。再后来霓红灯装起来了,也是红艳艳的。

  1990年代初,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,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。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,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,用英语说“你让开”。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,请求中介,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,胖子说“No”。

 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,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。假如院门没有关紧,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,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。

 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,都在与时俱进。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,但好像都长不了。凝聚很难,离散,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。彭小莲呷一口咖啡:“与时俱进是个好东西吗?切!”

  1991年,彭小莲跑到东京,为她的论文、纪录片《我的日本梦》收集素材。她想解决的疑问也摊给了小川绅介:在父辈的年代,日本人用枪炮都没有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,为什么现在,他们全得到了?

  她第一个访问的,是从少女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闺中密友阿橘,当时正跟丈夫住在东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,靠打3份工维持上学,功课是半夜里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的。阿橘后来考取东京大学研究院时,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鞠了一躬。

  阿橘听了她的爱国主义主题怒不可遏:“你是个什么东西,有什么资格来给日本留学生做结论?你在美国拿着奖学金,你打过工吗?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吗?你有什么资格说风凉话?还要写篇深刻的论文,你给我省省吧!”

  她们的友谊,好比潮水和沙滩,是在不断的冲击和拍打中加深的,但还是有措手不及的时刻。

  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。他是“文革”时出生的,但不知是谁。19岁到了日本,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,又“不吃亏”,所以停不下来。不过5年光景,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,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:“没意思,一点意思没有。”

  在东京的大太阳底下骑着自行车采访,彭小莲像在沙漠中穿行。她常常在访问中失掉了主题,为闯入陌生人的命运而尴尬,要么,傻傻地跟着被访者一起哭泣。她常常觉得,时代慌乱得,令整个胸腔都挂不住那颗心。

  沉默很久小川问她: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,你说对吗?为什么要全盘否定呢?为什么不把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?”

  “我们什么都没有,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。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?”她说。

 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,其中包括:陈凯歌、田壮壮、吴子牛、夏刚、张建亚、金韬、张军钊、李少红、胡玫……

 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,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:“《无极》很烂么?但你要相信,陈凯歌开拍的时候,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!”

 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,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:“快看电视,快看电视,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(陈凯歌与陈红)接吻呢!”彭小莲叹口气:“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!”

 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“陈凯歌、张艺谋、田壮壮的同学”,她一定会说:“辛酸辛酸,活在别人身上了。做了那么多年导演,还要去沾别人的光。”

  “别人”中不乏与时俱进者。每次参加电影节,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,走在红地毯上,衬衫如雪,皮鞋如镜,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,身边总有记者环绕。她会在心里“哦”一声: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。

  她的根基在上海,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。“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,做自己想做的吧。”但真是很难,好剧本难找,投资难拉,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。

 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,几乎谈妥,前后耗时两年,最后黄了,“北京人,你知道的呀。”

 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,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,都不怎么出名。

 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,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,和语调。那些沪语,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,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。譬如,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“嘘”。

 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,抽香烟,会外语,精明而坚韧。香港女演员顾美华、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《美丽上海》里演一对姐妹,一个插队回沪,不动声色,像柔顺的水草,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;一个留学归来,言必称美国。

  吕丽萍在《假装没感觉》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。她碰到的,不是有外遇的丈夫,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。“大家都很难的,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”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,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,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:“实在要走,出租车钱我出。”

  她的摄影搭档,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、台湾人林良忠(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,为蒋雯丽导演的《我们天上见》掌镜),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。他们对色彩、光线、画面的调度,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,投射在银幕上,是唯美、老派的语言,有油画般的质感。“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。”

 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,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、剪辑手法上的,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。所以有些观众,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。她的电影,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,耐看。

  因为一些原因,《美丽上海》拍完一年多没上映。2004年,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奖。好些报道都在渲染“击败张艺谋的《十面埋伏》”,然而,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、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?

 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。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,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;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,是花了很长时间、在夜里、在显微镜下,捕捉到的。

  带着人文情感,找到不一样的视角,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,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,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——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。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: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,需要闲暇、空间和沉淀。

  当然,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: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,被安排在豪华酒店,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,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;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。国际大导演小川,线个在世“胡风分子”

 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,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,一个是侯孝贤,一个是彭小莲。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,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。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(后因种种原因停机)。

 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,慢吞吞讲出,为了带大7个孩子,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。一次走得太急满脸通红,医生怕她身体出问题留她躺下观察后再定;大冬天里,她开始脱衣服,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,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面孔不再发红,好马上去抽血,好买米买煤……两滴浑浊老泪慢慢积聚在老人眼里。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: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,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手背。镜头不能给得再多了——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,彭小莲整个面孔哭肿了。